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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聚元号”传人杨福喜的"角弓雕翎"情缘


发布时间 :2012年05月14日 17:55 | 进入复兴论坛 | 来源:中国网 | 手机看视频

杨福喜取出家传老弓

杨福喜取出家传老弓

杨福喜收藏和制作的传统弓

杨福喜收藏和制作的传统弓

  在北京朝阳区团结湖附近的市水利局家属宿舍大院里,一溜坐东朝西的平房中有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房间,里面堆满了各种木工工具,以及各式弓箭的半成品,墙上挂着各式弩弓,这就是“聚元号”第十代传人杨福喜的工作室。
  2006年6月,“聚元号弓箭制作技艺”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。我国的传统弓箭行业现只剩下北京“聚元号”一家弓箭铺。以眼为尺,以手为度,很少有具体数据可以参考,杨福喜说:“弓箭制作全凭工匠的技艺和经验,必须师傅手把手地教才能学会。材料都是天然的,像木材、桦树皮、牛筋、牛角等等,没有一根一模一样的,无法像现代工业那样用卡尺或者天平计算使用多少材料,只能用眼睛看、用手摸。”
  大量运用天然材料也给材料采购带来了难度,杨福喜说:“清朝时候有专门的原料采购商,现在很多原料都难找到。比如牛角,能用在弓上的水牛角的长度起码要在60厘米以上,也就是说需要五六岁的水牛,但一般水牛长不到这个年龄就已经进了屠宰场,现在市场上一吨水牛角大约有350只至400只,能够长到这个长度的只能找出十几只,不好的时候连十只也找不出来。我真的担心有一天再也找不到这么长的水牛角了!”
  杨福喜说,我国的这种传统弓真正的名字应该叫做“筋角木反曲复合弓”。从名字中我们可以看出制作弓箭所需要的主要原料:筋即牛筋;角是指水牛角;木则多用产自江西的竹子,因为那里产的竹子比较粗壮、结实耐用。除此之外,制作一张弓还需要20多种天然材料,200多道工序才能完成。制弓的步骤大体可以分为“白活”和“画活”两步。
  “白活”指制作弓的主体,首先需要用竹子制成弓胎子,两头插上木制的销子,外贴牛角,内贴牛筋,上板凳帮助弓的主体成型,一张弓的主体就基本做好了。
  “画活”主要是对弓体进行装饰,这一步使弓看上去更富神韵。首先用桦树皮和鲨鱼皮把弓包起来,再涂以颜色,画上图案。就这样,一张颇具东方艺术美感的古式弓就做好了。据考证这些制作弓箭的原料、工具和技法与《考工记》、《梦溪笔谈》、《天工开物》所载非常相近。
  现在制作一批弓10张至12张,一般需要花费三四个月的时间。
  杨福喜深有感触地说:“一个手艺人从二十几岁开始,做到不能做,大概做不了一千张好弓。如果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做的话,从40岁开始,这一生能做几百张弓,全世界也就这么几百张弓。”他认为这些弓箭有收藏价值,所以要给自己和后代留几张好弓。
  一张弓、五支箭卖3000多元。当买主把弓箭取走的时候,他总觉得缺点什么。现在的买主大多对这传统弓箭的来龙去脉了解甚少。“听老人讲,以前的买主对弓箭都能说出个一二,下订单的时候都能说出来要什么花样的”。杨福喜说,如今他要培养一批懂弓箭的买主,“这也算是历史赋予我的使命吧”。他喜欢“以弓会友”,遇上谈得来的朋友,“宁愿少卖些钱,也得交个朋友”。“我现在制作的弓箭主要是满足一部分博物馆的收藏、展示的需要,也有部分出售给朋友或由朋友介绍的顾客,买者中大多喜爱弓箭制作工艺或射艺活动,也有作为民间工艺品收藏的。”
  杨福喜从倚墙而立的架子上取下一张制作精良老弓,弓身舒展匀称,刷成红、黄、绿三色,弓的正面绘有龙纹。顺着他的手指望过去,只见弓的内侧,刻着“道光三年毅甫制”几个字。他说,这张弓是“聚元号”掌柜为纪念弓箭铺成立百年特制的。“文革”时,为避风险,杨家人曾把这把弓锯为两段,藏在劈柴垛里。
  清道光三年即1823年,以此推断,“聚元号”已有近200年的历史。 

杨福喜手持清道光三年制老弓

杨福喜手持清道光三年制老弓

杨福喜手持一把老箭

杨福喜手持一把老箭

  清乾隆御笔题写“聚元号”
  杨福喜说,“聚元号”并非杨氏家族祖传,传到杨家时已是第四家,杨福喜的爷爷杨瑞林是第八代传人。爷爷杨瑞林得到这个店铺后,又增加了弩弓、弹弓、箭枪等品种,使得“聚元号”增色不少。
  杨福喜听爷爷说,弓箭行业是当年随清兵入关进京的,集中在北京东四弓箭大院。大院内共有近百户人家,占地近万平方米,是皇家特设的作坊,那里的弓箭铺均属皇家专有,从业者大多数为皇亲,并以满族人为主,其产品均上交兵部、礼部、户部等,不得外卖。“大院儿分设南、北两个大门,这南大门的第一家就是‘聚元号’”。
  当年,“聚元号”弓箭铺位于北京东四十字路口西南角的原弓箭大院内,那里原是皇家作坊,属于“净地”,女人不得入内。直到1900年左右,弓箭大院沦为民间作坊以后才允许女人出入,并有女人参与制作。弓箭大院是由清朝皇宫里的太监按八卦设计的,生人进去出不来。弓箭大院设有两个大门,一个在东四南大街清真寺边上,称为南大门;另一个位于珠市大街称为北大门,均设有更房及护卫。院内除十几家弓箭铺外,其余五行八作均与弓箭行业有关,如制牛角铺、鳔行等。“聚元号”位于南大门内第一家,位置甚佳。这也是后来在众多竞争对手中生意兴隆的一个重要因素。
  当时,“聚元号”做的弓以供应皇宫为主,定期由宫中按弓箭大院的人数发放钱粮。这些人地位虽不高,但其待遇丰厚,自觉比寻常百姓优越得多,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。
  “聚元号”弓箭的特点是力量不大、装饰精美,所以一直是专供宫廷使用。“聚元号”的匾额是当时弓箭大院40家中最负盛名三块匾额之一,为乾隆皇帝御笔所题。
  鼎盛时期的弓箭大院计有40多家作坊,300名工匠从事弓箭制作,每月产量达500张以上。除补充八旗兵丁的武器装备外,主要供应皇亲国戚的狩猎玩乐之用。
  清末,弓箭作为兵器已被洋枪洋炮取代。清朝国库空虚,这些皇家弓箭工场沦为民间作坊。此时执掌“聚元号”的是被同行称为小王的第七代店主。小王因染毒瘾而无心经营弓箭铺,杨福喜的爷爷杨瑞林用40块大洋将铺子买下,成了“聚元号”第八代店主。

杨福喜手持可折叠的老弓

杨福喜手持可折叠的老弓

  “聚元号”续写传奇故事
  “爷爷杨瑞林(1884年—1968年),因从事弓箭手艺的父亲去世过早,他18岁时就在堂兄的‘全顺斋’弓箭铺里学手艺,很快成了堂兄的得力助手。后来离开了堂兄的铺子,就在东安市场摆了水果摊子,养家糊口。但他一直喜爱弓箭这门手艺,越来越想建立属于自己的弓箭铺。说来也巧,一天弓箭大院‘聚元号’的一个老伙计给爷爷带来了一个好消息,说‘聚元号’因经营不善,现已无法维持,店掌柜决定将铺面变卖。当时开价是40块大洋,这对于爷爷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数字,他在亲友帮助下,才把‘聚元号’盘下来。接过了‘聚元号’铺面后,爷爷接到了朝廷发下的最后一次银子,今后的生活,就全凭自己的本事了。凭着多年在弓箭行的经验,又经过反复思考,他决定增加经营品种,在原来只卖弓箭的基础上,再增加弩弓、旦弩、袖箭、匣箭、箭枪等品种,使经营面扩大、将买卖做活。爷爷还找来原‘聚元号’留下来的两个老伙计。两个伙计中,一个是前清的老秀才,名叫沈文清,手底下‘白活’是出类拔萃的;另一个老伙计名叫周纪攀,他的‘画活’在弓箭大院里也是一流的。他们齐心合力,‘聚元号’也声名鹊起。”
  渡过了创业初期的难关,“聚元号”开始了平稳的发展。可就在他们准备把买卖做得更大的时候,日本军队占领了北平。在日军的铁蹄下,老百姓的生活根本没有保证,这时期,“聚元号”也是入不敷出,几乎到了不能维持的地步。就在杨瑞林为生活一筹莫展的时候,他又得到了一个好心人的帮助。在北平,他有一个朋友,在贵族女子学校当老师。可巧,这位老师在学校组织了一支射箭队,射箭队使用的弓箭,全部由老师介绍到“聚元号”购买。这一笔不小的买卖,当时可给杨瑞林解了燃眉之急。之后,每当杨瑞林生活出现困难,这位老师都会伸出援助之手,这回送来两袋面,下回送来三袋米。在好心人的帮助下,“聚元号”渡过了最艰难的时期。
  杨瑞林一家人的励精图治,使得“聚元号”的生意逐年兴隆。1949年以后,“聚元号”弓箭的国内外销量很大。订货最多的是蒙古国,主要通过北京市进出口公司,与“聚元号”订了常年合同,达到了供不应求的地步。当时在同行中还有三家比较有实力的弓箭铺,论手艺不比“聚元号”差,但蒙古国就是不要。无奈“聚元号”只有请其他几家店铺代做,做成后打上“聚元号”的字号,以此来满足市场的需求。
  “解放初期,市民收入很低,钱很值钱。当时,一张弓卖36元,而制作一张弓的成本才6元,我家的月收入高达五六千元,在当时也算是高收入家庭了。”
  “1951年,一个英国客户在‘聚元号’订购一批弓箭。做好后按行内规矩,将未上弦的弓和弦,一同寄到了英国。谁也没想到,就在弓箭寄出一段时间后,天津海关给‘聚元号’发来传票。原来,英国客户诉‘聚元号’寄去的弓没有上弦,无法使用。接到传票,大家对对方的无知感到可笑。年轻气盛的父亲杨文通自告奋勇要前去理论一番。他当即带上一张弓,坐车直奔天津。在法庭上,父亲毫无畏惧,据理力争。他当着众人面,用了一个漂亮的‘回头望月’,眨眼之间,弦便被上到了弓上,经过试射,性能非常好。而他娴熟的变魔术一般的动作,赢得在场人员的热烈掌声。那几名英国人,也急忙站起身来,向父亲鞠躬表示歉意。”
  “全国弓箭行业大都聚集在北京,从最初的17家到民国只剩7家,都位于弓箭大院里,这7家分别是‘聚元’、‘天元’、‘广生’、‘隆生’、‘全顺斋’、‘天顺成’和‘德纪兴’。由于弓箭制作工艺繁杂,要求又高,经验的积累特别重要,在短短几年内是不可能培养出全能型手艺人的,绝大多数行内的人也只会一两道工序。老弓箭铺的那些手艺人现在基本上都不做弓箭了。后来,就只有我父亲杨文通一人能制作传统弓箭了。这7家除‘德纪兴’外都与‘聚元号’有亲缘关系,彼此之间都非常了解。听父亲说:‘其他几家后代虽有人健在,但却没有一人能继承祖业。’”

杨福喜手拉清道光三年制老弓

杨福喜手拉清道光三年制老弓

  精心打造的弓送给毛主席
  解放后,中央号召公私合营,杨瑞林带领全家首批参加了公私合营,成立了“第一体育用品合作联社”,即后来的“北京第一体育用品厂”。 “我爷爷作为北京市第一批参加公私合营的先进代表,在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了表彰会,并颁发了奖状。”
  “公私合营后不久,爷爷杨瑞林便退了休。此后,父亲杨文通带领着家人,将‘聚元号’关于弓箭的技术、材料、销路,一同带入‘合作联社’。有一天,厂领导找到父亲杨文通,说‘上级领导想要一张弓,做得细致一些’。 父亲选择了当时手里的最好材料,仅有的一对白牛角也用上了,又在材料库房里选出上好的原材料,亲自动手,聚精会神地做出了弓胎。然后又反复挑选,选出弹力大的牛角片,勒在弓上;铺筋、烤弯儿的工序,是抱着火炉的活儿,热得浑身上下跟水洗的似的,他一气呵成,使弓形达到理想的形状。做好弓的主体后,还在弓的正反两面画上了一只只蝙蝠,粘贴上了一片片云朵,并镌刻上了传统的祝福文字。制作这张弓整整用了40天的时间。父亲把精心打造的这张弓交了上去。这个时候,父亲和厂长都不知道这张弓到底是做给谁的。数月之后,厂领导对父亲说:‘你做的弓已经交到了毛主席的手里,毛主席非常喜欢这张弓,还表示一定要付钱。’过后,毛主席付的钱父亲也没要,而是买了糖果和茶叶,由工厂领导出面,开了一个茶话会,让大家共同分享这一幸福和光荣。每每提及此事,父亲便会很后悔地说:‘如果早知道是做给毛主席的,他一定选更好的材料,在制作上再精细些。’”
  原来,毛主席在和下面的同志聊天时谈道:“过去总说弯弓射箭,可弓是什么样子,我只是在书本上了解的,没有亲眼目睹古代的弓,更没有拉一拉弓的感觉。”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同志便将这件事情放在了心上,向北京市领导打听,有没有复制古代弓的单位。市领导通过朝阳区政府将为毛主席做张弓的任务落实到了厂子里。弓虽然制作出来了,而且很快就送到了毛主席身边。由于毛主席日里万机,经常到全国各地视察,工作人员一直等了8个月时间,才有机会向毛主席展示这张“聚元号”制作的清代宫廷风格的弓。

杨福喜制作的弩弓

杨福喜制作的弩弓

   “角弓雕翎”绝技艰难传承
  “大跃进”时期,社会上大张旗鼓地搞起了“除四害、讲卫生”爱国卫生运动。为了打麻雀,不少人拥到“聚元号”买弩弓,购买者之多,真是应接不暇。现成的弩弓卖完了,没买着的都着急地等在门口不愿走,这边刚下料,那边就交钱,刷漆和装饰都来不急了。为了把活儿赶出来,全家老少齐上阵,连喝水、吃饭都顾不上了。“当时,全家男女老少齐上阵,月收入几千元,而那时大多数的市民月收入也就是三四十元”。
  弓箭经营衰败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。到了“文革”时期,弓箭不能做了,厂子里杨家的八口人都改了行,做起了乒乓球拍子、象棋、羽毛球。看到这种情况,杨文通非常失望,毅然离开了体育用品厂,另找个单位做起了木工。辗转了几处后,进了北京市水利局,多年后退休。
  “‘文革’中,我亲眼看到哥哥们动手把那块由乾隆御笔所赐的‘聚元号’牌匾劈开烧了柴;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银奖的奖状,因有国民党的印章,也被付之一炬;同时被毁的还有一些国外向‘聚元号’下的订单,以及祖上珍藏的一些珍品弓箭等。”
  1998年初,《北京晚报》刊登一条消息,说的是国家射击队在西山八大处一射箭场举行射箭比赛。看到这条消息,父亲杨文通便和杨福喜带上家传的一张老弓赶到八大处。他们父子到那儿一看,射箭队所用的弓箭都是国际弓,现代弓虽然用着好用,但恰恰缺少了文化味儿。他们把带去的祖传老弓,拿出来给在场的专家看。恰好国家体育总局的领导,还有时任国家射箭队总教练的徐开才老师在场。传统弓让徐教练眼前一亮,他说传统弓是“国粹”,决不能失传,一定要想办法恢复生产。
  于是,在沉寂了40年之后,1998年,“聚元号”第九代传人杨文通在朝阳区的某家属院内租借了一间平房,“聚元号”重新开张。杨文通省吃俭用,购买材料,利用业余时间重新捡起了弓箭手艺。在父亲的鼓动下,杨福喜辞掉了工作,在1998年后,全身心投入弓箭制造技艺的学习之中。刚开始的时候,父子俩一起做弓,杨福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,父亲就立即指出来,所以只用了5年,他就基本上学会了全套手艺。
  会做还得能卖得出去才行。销路最不好的时候,“聚元号”里积压了七八十张弓,杨福喜望着满屋子的弓,郁闷得没有心思干活。弓箭没销路,全靠妻子一个人微薄的工资维持生计。就在他想要放弃的时候,徐开才教练把香港知识产权署署长谢肃方带来了。谢肃方从1995年开始,涉猎有关中国射艺的钻研,为了收藏中华各民族的传统弓箭艺术品,足迹遍及青海、西藏、内蒙古自治区等很多偏远地区。对中国的射艺文化,他一往情深,为了将中华民族传统的射艺文化发扬光大,他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心血。谢肃方与杨家父子一见如故,他观看了杨家父子弓箭的制作工艺,拿起一张张传统的弓,爱不释手、喜出望外。他当时就决定出高价买下杨家父子刚刚制作好的20多张弓。他还为“聚元号”建立起英文网站,很快,国内外的弓箭爱好者都寻到了杨福喜的小屋,“聚元号”的生意渐渐地红火起来。现在“聚元号”每年有接不完的订单。“顾客一般需要提前一年订货,许多国内的朋友买弓箭是为了收藏,而国外的朋友多为了拿它打猎。韩国的朋友告诉我,在韩国的许多公园内都有专门的射箭场,其中大都使用民族特色的弓箭。射箭是一项很好的健身运动,但在国内却不容易找到这样的射箭场所。”
  杨福喜说:“从小受到爷爷、父亲的熏陶,我就喜欢上了这门手艺。但真正学艺还是多年后的事情。我插过队、在化工厂当过工人、开过出租……40岁时,才有条件做祖传的弓匠。”眼见父亲年事已高而一把好手艺后继无人,1998年,杨福喜正式拜父亲为师,全身心投入这一行当。就在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公布前几天,杨文通老人去世了。杨福喜说他很遗憾,因为父亲的手艺他还没学精。他说:“一个手艺人故去了,就会带走很多手艺。据我父亲说,他只从我爷爷那里学到了80%的手艺,我从父亲那里顶多也就学到了80%的手艺。一代损失20%的手艺话,那还能损失几代啊,这是让我感到忧虑的事情。老爷子走的时候,也非常不放心。所以,我希望能够有人跟我一起深入研究,把以前失传的一些东西尽可能多的恢复起来。”
  现已51岁的杨福喜是“聚元号”弓箭制作技艺的惟一传人,尽管一直表示要找传人,但直到现在还未能有合适人选,“我收徒弟的条件很苛刻,人品要正,还要有强健的体魄,最起码直臂能提起100磅重的东西,不然怎么上弓弦。你可以用手艺来赚钱,但是绝对不能卖国,民族弓是咱中国的东西,这门手艺绝不能流失到国外”。
  杨福喜介绍,传统弓箭行业收徒非常严格,要求必须是15岁以下人品端正的孩子,踏实肯干,愿意吃苦且淡泊名利。一个学徒从拜师到出师起码要用3年以上的时间。徒弟的日常花销由师傅全包,还有零花钱。
  想来“聚元号”学艺的人不少。可至今杨福喜还是一个徒弟也没收。“不管是谁,刚一来只能算伙计,不是徒弟”,在他看来,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,伙计只能做最基本的加工活,不接触核心技艺。“我宁肯忍痛失传,也不能把手艺传给心术不正的人”,伙计想变成徒弟,要经过很长的一段考察时间。要想成为他的徒弟,必须满足三个基本条件:一是家庭经济好,不能将做弓箭当成“扶贫”的手艺;二是真正热爱弓箭制作;三是能吃苦耐劳。此外,最好还得具备一定的艺术品位和美术功底。如果确实可教,人品又好,会举行一个正式的收徒仪式。
  “‘聚元号’的传人目前就我一个人,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,这门手艺就断送咱手里了。你说,我能不着急吗?可收徒弟也不是简单的事儿。我儿子虽然喜欢做弓,但我总担心他吃不了制弓的苦。一张弓3000多元的价码让很多门外汉瞅着眼红,似乎做弓箭是个不费力气的生财之道。”
  杨福喜开玩笑说:“那些人是净看贼吃肉,没见贼挨打。做弓要受的脏累苦痛,也就只有我自己知道。”他说:“做弓有三件头等苦事,每一件都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。一是往弓胎上粘蛇皮,用什么粘,一般人肯定想象不到,得用温度和湿度都合适的唾液当黏合剂。这就意味着做弓人要把又咸又臭、一般人闻着都恶心的蛇皮舔湿;二是磨牛角时飞出的粉末只要粘在身上,就会感觉刺痛,而且连洗澡都不行,那痛苦和难受劲儿,没有经受的人是想象不到的。三是往弓胎上铺牛筋。这道工序见不得风,夏天也得紧闭门窗,然后先在屋里生起熔软牛筋用的炉子。在这种环境中,身体稍微虚一点的就得当场昏倒……话又说回来,我也想多招几个能吃得了这份苦的伙计,但现在只有一个10平方米左右的小屋,平时我一个人干活也就是将就着能转开身,人再多就根本抡不开了。目前对于我来说,最迫切的事情,便是要找一个大些的作坊。其实我只传承了父亲技艺的七八分。现在我所掌握的是‘聚元号’核心的技艺,还有一些特殊技艺需要新的开拓。”他慨叹道,当时跟着父亲学艺的时候,对一些特殊技艺还留有印象,但由于作坊空间的限制及缺少伙计帮忙,他一直都未能展开“聚元号”技艺的延伸甚至是创新,“聚元号传统技艺的内涵还未能完整呈现啊”!
  目前,杨福喜最关心的是“聚元号”弓箭铺的发展问题。他说,要靠他一个人的力量租房子带徒弟,让“聚元号”这个京城老字号发扬光大确实很难。如果政府和相关部门给予政策上的扶持,对民族传统技艺关爱的团体和广大有识之士伸出援助之手,那么,也就不算是什么难事了!(屈建军 文/摄影)

热词: 聚元号 杨福喜 角弓雕翎 责任编辑:范静